不久在第一批Mark I坦克出现之前，英国工程师们在William Foster & Co. Ltd公司也希望参与到前线坦克军团的诞生中。为此，他们设计了两种战斗车辆，这些车辆与最早的坦克非常相似，但结构安排有所不同。
福斯特战斗坦克。
福斯特战斗坦克。
为了更好地理解，我认为有必要先介绍一下William Foster（威廉·福斯特）公司——在战前，它只是众多农业机械制造商之一，主要生产拖拉机及其他农用设备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William Foster决定参与其中。这一决定既有政治动机，也有经济考量——首先，可以获得英国王室的“忠诚积分”，其次，还能从中赚取可观利润。
得知最近由新成立的陆战舰委员会组织的竞赛后，Foster给工程师们下达了核心任务：设计一款拥有极强装甲和火力的车辆——一种陆地版的战列舰堡垒，几乎能够单独改变战局。
工程师们在图纸上做得相当出色，一次性设计了两种战斗车辆，正如企业主所要求的。他们为这两款车取了比较低调的名字——“舰队领袖”（指挥坦克）和“福斯特战斗坦克”。是的，别感到惊讶，尽管当时“坦克”这个词还只是行话，它逐渐在口语中被固定下来。即便是设计师，也不完全理解这个词的含义，但人们慢慢开始这样称呼这些机器。现在，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这两款战斗车辆。
展开剩余73%Flotilla Leader（舰队领袖）
“舰队领袖”（我们还记得，陆战舰委员会实际上隶属于海军部，因此才有这样的命名）在构想之初就是一款即便以当时标准来看也属超重型的战斗车辆。按照所有计算，这辆“旗舰”的战斗全重接近 46 吨。它在外形上令人不禁联想到“Big Willie（大威利）”，但在总体布局和武器配置上却与后者有着明显区别。
威廉·福斯特的“舰队领袖”。
威廉·福斯特的“舰队领袖”。
第一个差异体现在火炮侧舱（sponson）的布置上。和后来量产的 Mark I 一样，它同样拥有两个侧舱，但位置明显前移，设置在车体前部。在侧舱中安装的是同样的 57 毫米霍奇基斯炮（每个侧舱一门），不过炮管长度约为 50 倍径（而“大威利”使用的是更短炮管的火炮）。侧舱本身更长，在其后部还各设有一个球形机枪射击位。很可能使用的是 Hotchkiss Mle 1909机枪——如果换成英国的“马克沁”，空间恐怕根本无法展开操作。
“舰队领袖”设计图。
“舰队领袖”设计图。
第二个外观上的差异在于战斗指挥舱：它同样明显前移，悬出在车体前端之上，而且高度也更高（相较于量产型坦克）。这与战斗舱内部的复杂布局有关（没错，这里面同样有不少“门道”）。在其正面装甲板上竟然安装了 整整五挺机枪，推测为 Vickers .303 水冷机枪。它们的主要任务被认为是清扫坦克正前方的敌方步兵；同时，也建议用机枪打击敌方的机动目标——如装甲汽车、运输车辆、救护卡车以及所有类似目标。
与量产坦克相比，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装甲防护：正面装甲厚度高达 50 毫米，其余部位为 13 毫米。设计中计划采用一种（据说是）表面渗碳装甲，这种装甲曾用于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的建造。理论上，它可以抵御敌方所有轻武器射击，甚至包括轻型火炮的攻击。但这一切终究只是纸上谈兵——因为该项目从未制造过任何原型车，实际防护效果也从未得到验证。
Foster（福斯特）战斗坦克
这款车辆同样仅存在于设计方案中——甚至连全尺寸模型都未曾建造。不过已知，“战斗坦克”与“旗舰型”的主要区别仅在于机枪数量：其战斗舱内仅布置 三挺机枪。此外，战斗舱的形状也略有变化。如果“旗舰型”战斗舱呈现明显的矩形结构，那么“战斗型”则在后部设计了斜面（至于设计目的，即使反复阅读了三遍描述，我仍不清楚）。
除此之外，这两款车基本相同：两者都需要 12–15 名乘员，计划搭载 两台 Foster-Daimler发动机，每台功率 105 马力。两车都配备了固定在后方的弹簧支撑悬挂“舵轮”，据称用于辅助坦克转向，但具体操作方式不得而知。不过，这套装置在另一方面倒是有用——帮助坦克跨越障碍物。在原始设计中，这套轮式悬挂后来被改为履带式，并计划通过复杂的扭矩传动系统由发动机驱动。
至于燃料箱的位置至今仍不明确——无论放置在哪里，都必然会在如此狭小的战斗舱内给乘员带来不便。再加上高温、燃烧油料的刺鼻气味（当时还没人想到对油箱进行隔离）以及整车持续的巨大噪声，可以看出，设计师显然并未真正考虑乘员的舒适与安全。
结语
我没有详细列出这两款车辆未能被陆战舰委员会考虑的客观原因——那太过平凡，也会占用读者大量时间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些原因，可以用三个词来总结——昂贵、无用、生产复杂。不久之后，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类似项目上都吃过苦头——而且不仅限于坦克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战列舰“大和号”）。在此之前，设计师们只是“练手”，试图寻找最优方案，为打造更优秀的战斗装备积累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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